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根本上是要实现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

这意味着义务设定必须是基于公共福利，必须有助于自身安全的维护。公平征税属于平等正义的范畴，税收的公平不依赖于财富的平等，而依赖于每人由于受到国家保卫而对国家所负的债务。

三、敌意与效忠 自由主义以仇恨为前提，将义务视为对个人自由的威胁。共和主义不认为权利是自然和前政治的存在，而是政治和社会过程的产物，正义、自由和权利必须经由理性地协商才可以达致，任何涉及个体自由、权利的公共决策须在商谈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这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一种政治品德。这一自由观来源于古罗马，是欧陆民法精神而非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最初体现在西塞罗的思想中。与孟德斯鸠的兵役义务牺牲说不同，绝对主义服从义务完全出于自愿，义务的履行非强人所难，不是做自己本不愿做的事情，而是当然之义务，丝毫不予违抗。

我国宪法第5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17] 【澳】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如果从自然法的视角来看，就是说人类不能废除自然法的存在，也不应当去挑战自然法的权威，因为自然法本身含有善的力量，它为实在法提供标准和尺度，指导着实在法制定、修改和发展的方向。

进入专题： 高级法 。而西塞罗的推论方式是——认为上帝是唯一的立法者，人们都应该遵守唯一的法律——上帝制定的法律，所以人都是平等的。明确提出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12] 三、高级法的发展 高级法是一种观念，所以要对高级法进行含义的厘定是具有一定难度系数。

因此，我们打算另辟蹊径，从法学思想家的经典论述中进行圈定高级法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之所以会出现两位伟大人物在对待人类尊严方面出现如此之大的差异，除了生活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的不同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两人推论方法的不同，亚里士多德采取从人间到天上的事实推论——先是看到了人间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以推论出人与人之间的公民权也是不同的、不平等的。

他认为美国宪法取得如此成就取决于美国人心中的信念——宪法表达了更高级的法，这种法（或者说有一种法）是区分善恶的、永恒不变的法，这种法连造物主本身在其设定的所有管理制度中都予以遵守，而且只要造物主本身在其设定的所有管理制度中都予以遵守，而且只要这种法有必要来指导人类行为，那么造物主就使人类理性能够发现它。自然权利是一种基于现实考虑的观念，还没有法定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主张或要求，随着社会和国家出现、发展，产生了对权利法定化的主张和要求，也就随之诞生了法律权利。它们可以改变原初正义的形式与应用方式，但决没有高于原初正义内容的权力。[8]因为如果没有对立法权威者的服从，当然也就不会有对其制定的法律命令的遵守。

注释: [1] [2]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6] [美] 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页，第3页，第2页，第6页，第6页，第7页，第1页，第1页，第97页，第5页，第9页，第104页，第,3页 [3] [4]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7页，第1693页， [14]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盛葵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4页。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形成于他对人类平等观的启蒙。而我们要做的就有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第一，揭示真正的法（自然法、高级法）的观念从何而来以及它是什么。所谓‘实证法律观，法律仅仅是人类立法者特定命令的一般表述，是一系列体现人类意志的法令。

而给人赋予权威就等于引进一个野兽，因为欲望是某种具有兽性的东西，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总是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文章来源：《读书》2013年第11期。

在法治学说史上，真正对法治的基本内涵初步作出确切而又系统界定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谓法律权利就是法定化了的权利，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或通过立法纲领、法律原则加以公布的、以规范或观念形态存在的权利。

通过它的命令，这一法律号召人们履行自己的义务。[13]就亚里士多德的社会理论而言，最基本的观点莫过于人性的自然不平等了，……而在政治思想的演变中，就彻底性而言，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演变为西塞罗和塞涅卡所代表的后期哲学观点。法律发现观是一个古老的观念。或者说法律不论内容的好坏，皆可以仅从法律制度自身获得一切权威性。相反，西塞罗却推论说，由于所有的人都服从一个法律，所以他们同是公民，就某种意义来说，他们必然是平等的。四、高级法的渗透 高级法即自然法的观念，渗透到实在法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自然法的概念、原则和内容逐步转化到实在法中。

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规则，而在雅典立另一项规则，也不会今天是一种规则，而明天又是另一种规则。需要我们注意的是，法律权利不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也包括根据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水平，依照法律的精神和逻辑推定出来的权利，即推定权利。

法律发现观与色拉叙马霍斯的权利（力）即强者的利益观念区别开来，自然也同伊壁鸠鲁学派所坚持认为的法律仅仅是一种功利。所以，无论给单个人以何种定义，皆可适用于全人类。

实证论与发现观都坚持人类生活需要法律，而对于制定法的效力来源以及合法性或正当性都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即《人权法案》第一条，就是对立法机关的限制：国会不应制定任何法律）来侵害个人权利，这种权利的观念保护个人不受社会的侵犯、不受来自政府的侵害，甚至不受多数人、不受民选代表的侵犯，即使他们出于为公共谋福利的善良愿望亦如此。

[14]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在同等的人们之间才存在着自由公民之间关系，而由于人并不是平等的，因此他推论说，公民权必须只限于经过细心选择的一个小集团。[15]将自然法等同于人类普遍拥有的正确理性导致了人类平等的理论，这紧接着为将自然法转换为自然权利而铺平了道路。美国人权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反对绝对的民主和绝对的议会至上。无论元老院还是人民都不能解除我们遵守这一法律的义务，它也无需塞克斯图斯·埃利乌斯来加以阐述和解释。

[18] （三）从限制权力到政府对人民积极生存照顾之责任 必须限制权力是学者和公民们的共识，如果说限制权力是适应夜警国家现实需要的话，那么政府加强对公民们的生存照顾之责任则是顺应了二十一世纪社会法治国家的需要，社会法治国条件下强调政府加强对相对人的颓势地位进行照顾，二十一世纪是高效率和高风险的时代，处于力量单薄地位的社会个人，很容易因为各种自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而出现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甚至是生命权的逝去，所以，自从德国行政法学者福斯多夫提出了政府对公民相对人加强生存照顾的义务和责任的理论后，给付行政就一直方兴未艾。人类的普遍平等观为自然法涵义的确定提供了一个观念的指导。

一、高级法的引入 美国政治思想家、宪法学者考文教授在其学术佳作《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一书中，谈到了美国宪法之所以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的原因。[17]由此也就产生了西方宪政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和来源——控制与限制权力。

[5]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美好生活目标的法律必须体现根本的、永恒不变的正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是摒绝了激情的理性，所以它比任何人更可取。

通过它的禁令，它使人们不去做不正当的事情。[7]而坚持实证法律观的前提是：凡是君主的旨趣皆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根据赋予其权力（imperium）的王权法（lex regia）人民已将他们的全部权力和权威转交给他。亚里士多德指出达到美好生活乃是政治组织的主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就是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城邦）。而自然法渗透到实在法的过程中其中一项最重要的内容便是实在法中蕴含着的自然权利观念。

[16]到孟德斯鸠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他把法律界定为不受欲望影响的智慧——看起来，给法律赋予权威就是仅仅给上帝和理性赋予权威。

[17]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4页。它的命令和禁令永远在影响着善良的人们，但是对坏人却不起作用。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自然法在具有了自然权利的意蕴后，这就为在实在法中体现自然权利的内容与价值、在实在法律中镶嵌自然权利或者体现自然权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